吳健雄博士在哥倫比亞大學實驗室（圖/視覺中國）?

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那年春節(jié)，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就同樣的課題，埋首在海外的實驗室里，帶著研究小組，幫助楊、李二人一同證明出了史前未有的“宇稱不守恒”理論?？芍Z獎沒有這位科學家的名字。

她叫吳健雄，美國物理學會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性會長，曾獲得了除諾貝爾獎以外的幾乎所有物理學世界大獎，被譽為“中國的居里夫人”。

1983年，復旦大學新上任的校長決定力排眾議，進行一次大刀闊斧的學科改革—打破原有的文理科單一模式，增設技術科學學院、經濟學院、管理學院等多個學院，將復旦變成一所綜合性大學。這名帶領復旦大學進行改革的先鋒，是新中國第一位女校長、開創(chuàng)我國半導體物理學科和表面物理學的科學家謝希德。

當這些名字浮出歷史地表后，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貢獻和開拓，逐漸為人所知。

可“巾幗不讓須眉”的贊嘆，本質上源于稀缺性。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全世界科研人員中女性占比僅約33%，只有4%的諾貝爾科學獎頒發(fā)給了女性。而三年后世界經濟論壇發(fā)布的《2024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女性在科技相關職位中的占比僅為28%，在領導層中的比例僅有10%。

某種意義上，科研精神與領導力似乎存在沖突性，前者要求對真理的絕對追隨，后者則是與人打交道的藝術，需要對人與事作出綜合排布。但放在數(shù)百年的人類史視野里，女性在創(chuàng)造領域與在領導領域的進步，像是兩條腿，互不可缺。

與文學藝術的天賦不同，科學研究極大地依賴專業(yè)系統(tǒng)的學校教育，依賴實驗室、硬件技術，以及走在全世界前沿的經驗。因此，那些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女性科學家，大多都在她們那個時代具備一定超越性條件和機會，她們對科學領域的反哺，也總歸承擔著破舊立新的開拓任務。

站在時代前沿的她們，成為用身軀擋住風雨的人，是替身后志于科學的女性踏浪的人，更要成為“好風憑借力”的那股風。

開拓的力

在1983年之前，新中國的大學是沒有女校長的。

在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之前，謝希德已經在本校物理學系做了32年教授。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完博士，她就在當時緊張的國際形勢下逆流而上，堅持回國，受邀入職復旦大學。成為校長時，謝希德已經62歲了，同時還是一位妻子、母親，以及一個與乳腺癌抗爭近20年的女性。

年齡、身份，以及當時認為女性缺少領導風范的偏見，沒有限制謝希德的管理能力與決斷力。這個身形瘦弱的女校長，不動聲色地完成了許多破舊立新的開拓工作。

1951年，從美國留學回來后，謝希德面對的，是幾乎零基礎、無教材的學科模式。長達近半個世紀時間，國內高校的教材大多直接采用蘇聯(lián)教材，教育與知識體系采取相對保守和封閉的態(tài)度，采取單一的文理分科，也是意在提高效率。

任教授期間，謝希德始終堅持自己編寫油印教材。1956年，她與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一起編寫了《半導體物理學》，這是中國人自己摸索出來的一本物理學教材。

身為1940年代就遠赴海外的留學生，謝希德深知對外交流、吸納多元文化對于治學與研究的重要性改革開放的春風拂起之時她每年要為上百名學生撰寫推薦信，幾乎來者不拒。1979年5月，復旦大學共18名學生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由于超出了公派名額標準，謝希德首次提出了自費公派。

作為一個女領導，謝希德也絲毫沒有讓自己的母親身份與前者相違。任職校長期間，她的兒子曹德正也剛好在復旦物理系就讀，卻從未借過母親校長之便，就連從家?guī)б淮裁薇坏綄W校去，謝希德都拒絕用自己的汽車幫兒子攜一程。

女性是否真的很難在領導崗位上做到不偏不倚，更容易“感情用事”？唯一的解答方法不是科學研究，而是實踐與事實。

時間倒退30年，就在謝希德攻讀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的時候，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迎來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領導—多蘿西·沃恩。

1949年，30歲的多蘿西作為“西區(qū)計算機”的管理者，帶領一個由女性數(shù)學家組成的團隊編寫計算機代數(shù)方法手冊。直到1958年NASA成立時，她加入綜合分析與計算部門的領導，教男性工程師使用電腦。

2016年上映的電影《隱藏人物》還原了多蘿西的故事。電影里，多蘿西的身份弱勢不僅來自性別，也來自種族。她只能使用距離實驗室1.6公里的有色人種廁所，她的數(shù)據(jù)不能像其他人一樣被信任，計算出來的成果也不能署自己的名字。

但她清楚地明白，規(guī)則既定，唯一能改變規(guī)則的方法，不是通過幻想，寄希望于原來的那幫人能為自己開先例，而是要自己主動走出來打破先例，從布滿荊棘的小徑里踏出一條大道。

現(xiàn)實中，多蘿西曾在采訪里說：“我要改變我能改變的，忍受還不能改變的?！弊兓荒芤货矶停瑹o數(shù)先輩踏出來的小徑匯流，才能實現(xiàn)整個歷史的向前一步。

話語的權杖交到手里后，能否握緊它，應當以怎樣的姿勢握緊它，成了新的問題。

關于力的難題，在所有領域都互通：當一個初始設置為弱勢的、邊緣的人忽然躋身首腦位置，她應該如何去領導？她的姿態(tài)、方式、成果以及一舉一動，都會受到挑剔眼光的注視。

作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任女性首相，1979年上臺后，撒切爾夫人不得不抹平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用“鐵娘子”的姿態(tài)進入這個鐵血的權力場域：一成不變的頭盔式發(fā)型、大寬肩的西裝套裙。法國前總統(tǒng)密特朗曾形容撒切爾夫人身上女性和男性特質的矛盾之處：“眼睛像卡利古拉，嘴唇像瑪麗蓮·夢露?！?/span>

即便手握權力，她們也并不能一蹴而就地改寫規(guī)則。女性應當如何領導？她們可以不穿西裝走進會議室嗎？她們可以在頭上戴淺色的發(fā)夾嗎？她們是否可以像男人一樣不化妝、剃平頭？在何種程度上，她們身上的女性化特征，能按照她們自身的意志得到容納或取舍？

領導之于女性創(chuàng)造者的意義，是設計和改變規(guī)則，是用自己的腳塑造一條路。

沖破的力

讓一個聰慧的女性關在閨房里埋頭學習并不難，但讓她們敢于走出歷史為她們圈畫的狹小地盤，走到陽光、風雨之中，講堂、樓臺之上，去俯瞰而非仰視，去主動注視而非畏懼凝視，則需要突破歷史的重重阻礙。

天賦、毅力與環(huán)境賦予的機會，這是成才的必要條件。但一個女性若要成為領袖，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沖破內外束縛的膽量，挑戰(zhàn)權威和傳統(tǒng)的膽量。權力硬幣的另一面，是不得不承擔某種來自其他女性的信賴和期望。毫不夸張地說，一個女性領導者的意志與決策，可以深刻影響甚至改變其他女性的命運走向。

1957年1月15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上第一位物理學女教授吳健雄驗證了宇稱不守恒定律，譜寫了歷史記錄。然而，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卻沒有吳健雄的名字，只有與她一同驗證的楊振寧與李政道。

在1964年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吳健雄對在場所有人犀利發(fā)問：“難道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數(shù)學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也會對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偏好嗎？”

被歷史掩蓋的不僅有吳健雄的名字，還有她背后的一位恩師，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顧靜徽，中國首位物理學女博士。

1935年，吳健雄進入物理所擔任助理研究員時，指導老師就是比她年長12歲的顧靜徽。她們也是物理所當時唯二的女性研究員。歷史上關于兩人交往的資料不多，但在以男人為主的研究所里，兩個沖破重重阻礙終于拿到入場券的女科學家，完全可以料想她們之間的惺惺相惜與并肩作戰(zhàn)。

戰(zhàn)亂之中，顧靜徽建議吳健雄出國，繼續(xù)做研究，鼓勵她“對宇宙保持好奇心”，別放棄居里夫人等女科學家為后世女性科研者開的路。

在本就少有人走的道路上，一個堅定的女性先輩的目光和指引，就已足夠。

平復動蕩與大國自強的年代里，那些身為少數(shù)的女科學家奠定了女性自強的基礎，到了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從勞動旗幟下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到改革開放后伴隨市場經濟需求而漲大的女性參與工作比例，“解放”成為幾十年來貫穿女性命運的關鍵詞。

1949年，法國社會學者出版了一本今后將影響整個世紀的巨著《第二性》，書中首次提出“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染指女性在社會意義上的被塑造與自我塑造。

同一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在中國大陸通過，綱領消除了教育制度、宗旨、內容中各項歧視、限制婦女受教育的不平等規(guī)定。隨后，憲法、義務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均對保障婦女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權利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

給予女孩們機會，她們可以在任何領域一騎絕塵。

1991年4月22日，首批獲得“功勛飛行員”殊榮的28名“天之驕子”名單公布，一位名叫劉曉蓮的女性赫然在列。劉曉蓮是河南農村人，1966年入讀空軍第一航空學校，畢業(yè)后被分配到空軍運輸航空兵某師成為右座副駕駛，1969年她被提升為機長，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最年輕女機長。

1982年9月20日，劉曉蓮在一次飛行任務中遭受撞機事故，冒著雙腿被撞斷的危險，在危急關頭將飛機停在離跑道七米處的草地上，保住了機上7人性命。

越來越多“第一”，驗證著先輩們走過的路：女性并非不能勇毅和決絕，并非不能獨當一面，以身涉險。

愈發(fā)成熟的市場經濟及貨幣邏輯，逐漸將女性從單一的傳統(tǒng)職能和觀念里解放出來，進入各行各業(yè)的年輕女性數(shù)量也隨之增加，包括科學界。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女性的科研人員逐漸增加。2004年，時任中國科協(xié)書記處書記的程東紅曾在一次會議上介紹，截至上世紀末，我國已擁有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女科技工作者988萬人，占科技人員總數(shù)的36.91%。到了2025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女性占比已達15%，較2010年增長了整整5倍。

從宏觀聚焦到微觀，她們開始談論“女性處境”。

電影《隱藏人物》劇照

生長的力

2024年6月，中國科學家顏寧教授在家鄉(xiāng)濟南舉行的第十屆女科學家論壇上說：“從領導力的角度出發(fā)，不論是男性、女性，其中有一條就是敢于擔當。你敢不敢擔起這個責任？能不能義無反顧地去做？”

對顏寧而言，身為一個科學團隊的領導與小時候做學生干部，有著至少同一種內在關聯(lián)：驅動自“好玩”。不同于其他創(chuàng)造性工作，科學研究承載的獨特的開拓性與前瞻性，理應吸引每一個有志于此的人，無論是男人、女人。實驗室和閨閣里的埋頭苦干，不能代替這股吸引力，就像前文提到的電影《隱藏人物》里的主角凱瑟琳·約翰遜的臺詞：“我所做的，正是我所享受的?！?/span>

從工業(yè)化時代進入現(xiàn)代社會，伴隨著信息革命與流行文化對女性處境的反思，女性面臨的新挑戰(zhàn)是：如何在談論自由主體的基礎上，從復雜的性別處境里掘出一條新路。

2009年7月，國際知名科學期刊《自然》發(fā)布了一項研究成果—研究團隊利用iPS細胞（誘導多能干細胞）先后育出27只小鼠，從而在世界上首次證明，誘導性多能干細胞（iPS細胞）具有與胚胎干細胞相似的全能性，能發(fā)育成一個完整的生命體。這一研究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09年世界醫(yī)學十大突破之一，并入選了2009年中國十大基礎研究和中國十大科技進展。

研究的主要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曾凡一領導的課題組。那年，曾凡一41歲，是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干細胞研究項目里最年輕的女首席科學家。

曾凡一出生于上?？茖W之家，父母不僅從小帶著她做科學實驗，也給予她藝術和文學的滋養(yǎng)。她從小展現(xiàn)出對音樂的天賦和熱愛，憑借自己的原創(chuàng)歌曲獲過獎，甚至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博期間中斷學業(yè)，回國寫專輯、開演唱會。

科學家不是非得舍棄生活和美，不是非得嚴肅古板，他們的舞臺也并非只能是實驗室和故紙堆?？茖W需要生命力，正如生命需要科學。

而另一個性別的闖入與大放異彩，帶來的是多元的活法和可能性。

如果人們默認女孩天生更感性和敏感，就應當給予她們更勝一籌的鼓勵。如果人們對女孩的邏輯理性思維能力存疑，反而更應給予她們教育與信心。

告訴她們，一切憑借熱情與毅力，而非反抗和自證。相比起反剝削、反壓榨的時代，這一代知識分子女性的更重要任務，是活出另一種人生，是引領和感染。

《自然》雜志被視為科學研究的認可標桿，自己的文章能在上面發(fā)表，是一個科學研究者能得到的來自世界的首肯。

2017年7月，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chuàng)新中心研究員竺淑佳帶領團隊在《自然》發(fā)表關于抗抑郁新藥的文章時，她已經成為一個母親了。天生的體質眷顧了她，生產當天還在實驗室里，產后一個月就重回工作，而對竺淑佳來說，這不是自我犧牲和為難，而是科研實實在在能帶給她能量和激情。

母親的身份，拓展了她對生命和行業(yè)的理解。在2022年的一次采訪里，竺淑佳感慨道：“有孩子之前我很難理解全職媽媽，現(xiàn)在有了孩子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她們。但即使是全職媽媽，最重要的，也是保持不斷學習，精神上沒有自我放棄，時刻可以回到社會?！?/span>

女性，因其面臨的生命情況更加復雜，不論是在創(chuàng)造還是領導領域，她們都承擔著讓姿態(tài)更加開闊的義務和可能性。

對于那些在各自領域開拓和進擊的女性來說，領導力并不在于管理和權威，而重在個體對環(huán)境的預見、把握及組織應變的能力。創(chuàng)造可以是個體的，變革卻往往來自群體。

重要的從來不是“她們如何領導”，而是“她們也可以領導”。而更重要的是，選擇究竟是從人出發(fā)抵達環(huán)境，還是環(huán)境對人的施壓？

2001年就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王志珍教授曾說：“要鼓勵女孩們去做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更豐富的事，讓她們知道，我還要飛到天上去，飛向宇宙，我還要深入上萬米深的海底。要培養(yǎng)她們的科學熱情?！?/span>

數(shù)百年來，女性從閨房走到書房，再從工廠走到實驗室。如今，她們也能昂揚走到聚光燈下和講臺上，開拓、沖破和生長，行勝于言。